清末民初，湖南沅州（今芷江）的学生远赴日本、法国、美国、德国等国家留学的现象层出不穷。究其原因，人们普遍会认为，这主要得益于沅州知府朱其懿苦心创办沅水校经堂。
沅水校经堂不仅改变了沅郡文化落后的历史现状，而且也为湘西的地方教育开创了新风，培养造就了一大批注重实学的有用人才，为日后新学的传入和兴起奠定了基础。沅水校经堂培养出来的学生，多能学以致用，并且对后来传入的新学容易接受， 熊希龄早在1902 年就说过：“迄今研究新学之稳重者，皆当时校经堂之门徒也。”所以说沅州留学生主要得益于沅水校经堂。
1894年，熊希龄高中二甲进士，朝考后被钦点为翰林院庶吉士，1913年任国务总理。熊希龄一举成名，真是春风得意，成为整个沅州府的金马玉堂人物。更为重要的是熊希龄的金榜题名为沅州学子做出了榜样。
于是，沅州的才俊们满怀信心，竞相走出沅州，跨出国门，漂洋过海留学日本，学习日本的先进文化、技术等。据现有史料记载，当时赴日本留学的沅州籍才俊达20余人。
1917年10月，罗鼎臣、戴勋二人在广州得识广东留法勤工俭学会会长黄强，遂起留法俭学之念。但当时正值南北纷争，湖南政局混乱，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没有开展起来。1918年4月，新民学会成立以后，通过杨昌济和《新青年》刊物得知了有关赴法勤工俭学的消息，为了向外发展，“考察研究中国和世界学术情势”，乃积极鼓励会员参与这一运动。当时20多人的新民学会，就有10多人决定赴法。加上长沙一些学校的青年学生也想借此机会到外国求发展，于是，新民学会决定组织湖南学生赴法勤工俭学。
1918年6月，蔡和森离湘进京，联络赴法事宜。在京期间，蔡和森与杨昌济就设法找到在京的熊希龄、李石曾、蔡元培等社会名流，争取他们的支持。经过一番筹备，1918 年8月，、萧三、张昆弟等新民学会会员及李富春、唐灵运等总共20多人进京，参加赴法勤工俭学的组织工作。其间，湖南到京等候赴法勤工俭学者为全国之冠。其中赴法旅费多为学生自备，而大部分有志于勤工俭学的青年多数出生于贫寒家庭，其经济上的困难可想而知。为此，熊希龄与湖南籍在京人士胡元倓、杨昌济、范源濂等人多方奔走，由熊、杨、范等人出面担保，向侨工局借款(每人400元)，这样就基本上解决了赴法所需川资。在新民学会的大力活动下，北上的湖南学生进入保定育德中学和附设于北京大学的高级留法预备班，进行赴法前的训练。
1919年3月17日的上海杨树浦码头，89名赴法勤工俭学学生(其中湖南学生43名，占了近一半)从这里起程，由此拉开了一战后分批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序幕。
所以说，熊希龄对沅州籍出国留学的才俊来说，既起到了榜样作用，又给予了经济等方面的大力支持。